我记得两院制是由当时的民盟副主席张伯钧提出的。

在佛朗哥独裁高压之下，民族问题并非严重的政治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为了能够在共和国区域选举中赢得胜利，很多政党大打族群牌，呼吁斯洛伐克的自决独立。

（3）民族问题成为了各区域选举的核心议题，从而激化了民族与民族之间、民族地域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。香港的政制改革是一种较为独特的民主化过程，是在主权国家内部的一个行政区进行民主化—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推行西方式选举制度—的独特现象。西班牙即是明显的例子。捷克的公民论坛于1991年分裂为两大组织：倾向保守的公民民主党（Civic Democratic Party），领导人是克劳斯（Vaclav Klaus）。斯洛伐克人恰尔法（Marian Calfa）当选为联邦政府总理。

[39] 为了应对不断激化的独立诉求，联邦政府提出了权力分享计划，即划分捷克和斯洛伐克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权限，构建美国式的联邦制，进而大幅度下放中央权力。此外，更为重要的是普选制度和选举结果。第二，纵向分权，下放的权力主要是经济管理权力和部分行政管理权力。

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实行政治独立，等等。[39]总之，程序法治的重要性及其薄弱性是宪法委员会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。不言而喻，基本权利的保障不仅是实施基本权利规范的过程，而且是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互动过程。[24]依笔者之见，后三种理论设计不仅与现行宪法的规定相冲突，而且与我国当下的政治现实相去甚远，难以成为当下现实的选择。

[50] 详细的论述，参见杨士林：《我国宪法体制内利益表达机制的缺损及其危害》，《法学论坛》2010年第4期，第52—55页。宪法实施应当以宪法文本为中心，以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为出发点，通过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和地位来发扬民主，其切入点是宪法监督机构的建设——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之下设置宪法委员会，专司宪法实施的职责。

对于公民的权利保障请求，除了那些能够通过行政复议、仲裁、调解、诉讼、信访等途径予以吸纳者外，有关部门往往采取漠视、推诿的态度，甚至进行压制。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，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。[4] 参见林来梵：《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》，《比较法研究》2014年第4期，第30页。因此，关于我国的宪法保障制度的理论探讨，仍然不得不回到前述四种模式上来。

这方面需要落实的宪法条款有：国家行政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，受它监督（第3条第3款）。为此，执政党应当运用自己的执政地位，推动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更加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、合理行政，而由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解决法律纠纷。李凌、吴杰、程筱鹤、唐宗瑶等建议设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。参见许崇德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》（下卷）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361、365、370、374—375、377、383、384页。

[34] 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：齐太史书曰：‘崔杼弑庄公，崔杼杀之。第二步，宪法委员会由从属走向独立，其职能逐步由违法审查转向违宪审查。

[41]黑格尔说过：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，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、他们的热情、他们的兴趣、他们的个性和才能。站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视域融合的立场上，笔者将我国宪法实施的进路作如下两个维度的描述：从实施内容角度看，体现为从国家机构规范到基本权利规范的转变。

（3）对行政机构规范的实施，应当贯彻权责一致原则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社会弱势群体往往选择散步、静坐、罢工、聚众闹事等体制外方式甚至自残、自杀、自焚等非理性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权利诉求。而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集中体现为宪法委员会的有效运转，对此具有根本意义的条件至少有二：一是宪法委员会的主观能动性。三、宪法实施的保障——从违法审查到违宪审查 宪法的实施，有赖于特定制度的保障。对于宪法委员会而言，它既可以作出的修改的决定，也可以作出改变或予以撤销的决定。因此，终极意义上的宪法实施虽然以基本权利的保障为主题，但必定是基本权利规范与国家机构规范共同得到实施的过程。

（3）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或省级以上法院内部设立违宪审查庭，行使违宪审查权。而要恰当地扮演宪法守护者的角色，他们还应当具有既精通宪法原理又富于政治智慧的超世之才。

宪法在实施过程中，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，保持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平衡。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，必须予以追究（第5条第4款）。

宪法实施的这种结构倾斜性，也反映了其价值倾向上的结构倾斜性，即：那些得到较好实施的仅仅是体现着国家主义价值观的条款，而那些有待实施的则是体现着立宪主义精神的条款，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体现了国家主义的价值倾向。第95条第（二）项：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，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，由国务院提出意见，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，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。

当今中国的民主，可以归纳为三大民主：由人大制度展开的关于国家权力组织和运行的人大民主，执政党的党内民主，以多党合作和基层群众自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民主。退一步讲，宪法是妥协的产物，必定是矛盾的结合体，不可能完美无缺。违宪审查制度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国家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并非常见。二是改革和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，主要包括提高直接选举程度，改革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做法。

[49]其二，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，缺乏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。所以，《立法法》第99条规定的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资格是有缺陷的。

（2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，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。[27] 参见［美］罗纳德·英格尔哈特：《文化与民主》，载［美］塞缪尔·亨廷顿等主编：《文化的重要作用——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》，程克雄译，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40—141页。

林来梵、褚宸舸：《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》，《政法论坛》2009年第3期，第47页。[42] ［德］黑格尔：《历史哲学》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，第58—59页。

[8] 参见徐友渔：《以理性面对这个世界》，《开放时代》2000年第1期，第8页。2015年修订的《立法法》在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之外，将法律也列入了适用与备案审查的范围。三是主动进行违法或违宪审查，预先排除对公民权利的潜在侵害。有学者主张，由法院将宪法适用于私人关系领域，即宪法的私法化实施（参见蔡定剑：《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2期）。

[17] 蔡定剑：《民主是当前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》，《法学研究》2007年第4期，第150页。[2] 代表性的作品，参见许崇德：《论我国的宪法监督》，《法学》2009年第10期，第3—4页。

四、宪法实施的动力源泉 宪法实施的动力源泉，指与宪法的有效实施最为切近因而最具根本意义的那些条件。其二，为基本权利的保障提供日常化的实施形态。

他在1897年就认识到，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。只有在民主制度失灵，即发生了多数主义暴政之后，违宪审查才有必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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